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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明代表:建议制定《民法总则》

2011年03月12日00:19    来源:人民网     手机看新闻

  人民网北京3月12日电(记者 李婧)3月11日,记者获悉,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知名法学家王利明递交了制定《民法总则》的议案。王利明表示,中国的民事立法关键在于制定一部民法典,为了加快民事立法体系化的步伐和民法典的颁行,需要尽快制定民法总则。

  目前中国已经基本构建起以宪法为核心、以法律为主干,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在内的,由七个法律部门、三个层次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市场经济构建了基本的法律框架,保障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行。

  在《物权法》和《侵权责任法》出台之后,中国的民事立法关键在于制定一部民法典,民法典是我国民事立法系统化的标志。按照分阶段、分步骤制定民法典的立法部署,我国已经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在这些单行的民事法律制定出来之后,我们不能采取简单的法律汇编的方式,将这些法律汇集成民法典,而应当按照科学合理的民法典体系,对这些法律进行有系统的整合,构建体系完整的民法典。

  而要推进民法典的立法进程,需要尽快制定《民法总则》。我国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民法总则的功能。在这二十多年的民法实践中,《民法通则》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民法通则毕竟不是一部总则,它是特定历史时期对调整基本民事关系所做的概括性的规定。因此,其关于总则的内容较为简略,许多内容仍然欠缺。例如,《民法通则》主体制度中只规定了公民和法人,而没有规定合伙。再如,关于法律行为只规定了双方法律行为,而没有规定单方法律行为和单方意思表示。尤其是随着25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民事审判经验不断累积,民法通则中关于总则的内容也亟需修改完善。

  制定《民法总则》的必要性在于:

  第一,完善民事立法,加快民法典的制定。目前我国基本民事法律已经具备,《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都已经制定,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是我国民事立法体系化的重要内容。但是我国还缺乏一部统领性的民法总则。制定《民法总则》最主要的优点在于,为自然人、法人从事民事法律行为确立行为标准,并为法官裁判民事纠纷提供基本的准则。《民法总则》将各项私法规则的共同要素加以归纳和抽象,并在民法典总则中集中规定,从而避免民法典各分则将同一个问题重复规定或设置大量采用准用性条款。例如,总则对法律行为的要件、效力等制度作出规定后,关于合同等各种具体法律行为制度中就没有必要再对要件和效力规则作出重复规定了。反之,如果没有总则,则将导致法律规范的大量重复。目前,我国已经制定了《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基本的民事法律,但因为缺乏民法总则的系统规定,使得民法典的出台和问世受到一定的影响。为了加快民事立法体系化的步伐和民法典的颁行,需要尽快制定民法总则。

  第二,增强法典整体的逻辑性和体系性。体系设计不仅关系民法典的质量和生命力,而且关系整个民法部门和民法科学的发展。中国未来的民法典应当是科学的,体现民事立法的最新发展趋势,面向新世纪的一部高质量法典,而构建科学合理的民法典体系是达到此目的的前提和基础。民法典体系化的特征在于形式的一致性、内在的一致性、逻辑上的自足性和内容上的全面性。民法分则各部分都围绕总则这个核心得以展开,共同成为民法典的有机组成部分。即便民法总则的部分内容并非适用于所有民法典分则制度,但只要其对绝大多数具体制度具有指导和统领意义,其就有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另一方面,设立总则的模式充分地体现了“总分”结构的特色。民法总则使民法的各部分形成一个逻辑体系,而不是各种民事制度的机械组合。总则条款有利于统领分则条款,确保民法典的和谐性。在此种模式下,一般规定对特殊规定的适用具有指导意义,而特殊规定又优先于一般规定而适用。这就形成了一个从一般到具体的有内在关联体系。

  第三,实现了整个民法典价值和内容的一致性。《民法总则》不仅仅有利于具体制度和规则的体系化,而且总则之中所规定的基本原则所体现的价值理念对整合整个民事立法具有重要意义。例如,总则关于民法各项基本原则的规定,民事主体制度中关于主体人格平等的规定、法律行为中关于意思自治的规定,它们就是对民法的平等、自由等精神的弘扬。总则的设置对于法官理解总则所彰显的价值,并通过其解释和运用法律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保持了法典的抽象性和开放性。抽象化的总则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和弹性,这样就使民法条款的适用范围具有更大的开放性。法律规则越具体,其针对性越强,其适用的范围和调整的对象越有限,其也就越难以应对未来社会生活发展的新要求。民法总则是民法规范的生长之源,在民法典其他各编对某个问题没有具体规定的时候,可以通过总则中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加以弥补,从而发挥填补法律漏洞与法律空白的作用。如果在民法典中不规定总则,法官填补法律漏洞的活动就缺乏法律依据和抽象规则的指引,其所能解释的具体规则也可能因此而产生重大偏差。
 
(责任编辑:张彩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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