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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委员:应以家庭为单位征收所得税

郑新立建议拿出国企红利发展福利事业;宋晓梧称收入差距过大并非市场竞争结果

2011年03月12日11:14    来源:《新京报》     手机看新闻

  
郑新立 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
宋晓梧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焦点1 有些行业收入差距达10倍

  新京报:物价上涨,贫富悬殊,是全社会非常关注的民生话题。那么,我国的收入差距目前究竟处于何种水平?

  宋晓梧:最权威的数据来自于国家发改委就业和分配司出具的《居民收入和分配报告》。2008年,大多数国家都在1.5倍到1.6倍,其中美国、德国是2倍到3倍。像巴西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稍高一点,但超过4倍的基本没有。而我国的收入差距,按照统计局的说法,目前已达到5倍。

  新京报:是不是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的从业人员收入太高?

  宋晓梧:是这样的。按照上述统计的结果,如果细分行业,那么有些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已达到10倍。垄断行业从业人员的高收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行政性分割和政府给予其特许经营权造成的。按照国家发改委的数字,垄断行业三分之一的收入是因特许经营权获得的。

  新京报:在很多国家,金融业的从业人员薪酬也比一般行业就业者的薪酬高出很多。对此,该如何理解?

  宋晓梧:一些国家的金融业高工资并不是因为其行业的特殊性所致,而是由于这个行业对知识要求比较高,从业者受教育的年限较长,且付出成本较高。这些国家的行业工资差距其实是各个行业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程度的差距。

  但我国的情况不是这样,我国过大的收入差距并非市场竞争的结果。

  焦点2 同工同酬保护农民工

  新京报:在全民收入差距的综合性比较中,哪些人群明显处于不利地位?

  宋晓梧:农民工的工资被长期压低。从事同样的工作,城市职工比农民工高一倍甚至是两倍。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出口加工企业中的农民工平均工资很少能超过当地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40%。

  以2008年的东莞,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每月3293元,农民工是971元。按照最低工资标准为社会平均工资40%到60%来计算,这些农民工连东莞最低工资标准都达不到。这就是农民工“用脚投票”,离开东莞,引发民工荒的现实原因。

  新京报:在工资这一块,如何维护农民工利益?

  宋晓梧:在发达国家,政府通常不直接干预初次分配。但我国的劳动力市场还处在发育期,农民工劳动报酬过低,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劳动力资源配置转型不到位,市场机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如果按市场规律办事,反对就业歧视,实行同工同酬,上亿农民工每年至少可多获3000亿元至5000亿元收入,这远远多于免除农业税和家电下乡等惠农措施。

  新京报:如何实现同工同酬?

  宋晓梧:关键难题在于城乡户籍制度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城乡公共服务体系的行政分割。户籍制度是典型的行政手段。政府应该积极稳妥地改革户籍等一系列行政分割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制度。

  焦点3 调整个税藏富于民

  新京报:从农民工往更大范围的一般企业职工延伸,政府在推动企业合理实现初次分配,提高职工劳动报酬方面应该有哪些作为?

  宋晓梧:一方面,建立工资集体谈判机制;另一方面,加大涉及初次分配的法律法规执行力度和监管力度。

  集体谈判是市场经济国家调整职工工资福利的通行规则,问题是我国至今尚未形成完善、有效的集体谈判机制。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检查《工会法》的实施情况时发现,企业工会干部大多数是企业的中高层,造成他们很难真正代表职工利益。

  工会组织为劳动者维权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是我国劳动报酬比重低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重要原因。

  新京报:如何借助二次分配实现让利于民,藏富于民?

  郑新立:个税调整将是很大的突破,目前比较受关注的就是个税起征点。专家们和相关部门已论证过多次。

  新京报:争论的焦点是什么?

  郑新立:对于个税的具体起征点,专家们分歧较大。有人说应从2000元提高到3000元,还有人说干脆一步到位,直接提高到5000元。

  我个人认为,目前将个税起征点定在3000元,而后再逐步提高。这也是大多数人的意见。

  新京报:有一种说法认为,所得税今后将以家庭为单位征收。

  郑新立:我觉得应该以家庭为单位征收,这也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扣除家庭赡养人口的基本支出,按照家庭净所得来征收,这样比较合理。

  若按这种模式调整,税务部门要有一个准备过程,增加一些工作量,比如调查家庭赡养人口的数据等等。不过,在这方面增加人手,也是值得的。

  焦点4 要让更多人分享国企红利

  新京报:面对大型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从业人员的高薪现状,该如何去破题?

  宋晓梧: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已提到了“双控”,即对垄断行业的总量和工资水平进行控制,对大型国有企业领导的工资和职务消费进行规范。不过,职务消费这一块,提了多年,未见成效。

  从根本上而言,政府要有所作为,打破行政性垄断,合理调整行业之间的收入水平。与此同时,推进资源税、资源产品价格改革。这是政府的责任。

  新京报:两会期间,除大型国有企业和垄断企业高薪现象备受关注外,国企红利也是热点话题。

  郑新立:国企红利要让更多人分享,这属于二次分配的范畴。很长一段时间,国企利润一点也不上缴国家,全部留在企业内。当时考虑的是国企发展困难,利润全部留存滚动发展,可谓“放水养鱼”。现在,鱼养得不小了,大家觉得应该让它们为全国人民做点贡献了。

  去年国企利润近两万亿元,而上缴国家的红利只有440多亿元。只缴这么点,太少了。

  新京报:难道不可以直接拿一部分国企红利让老百姓分享?

  郑新立:可以拿出一部分国企红利作为养老基金等,发展公共福利事业。

  辞典

  初次分配

  是指企业单位内部的分配,其依据主要是效率原则,即根据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生产中发挥的效率带来的总收益多少进行分配,高效率获得高回报。

  再分配

  (又称“二次分配”,也称“社会转移分配”)是指在初次分配结果的基础上,政府通过税收、政策、法律等措施,使各收入主体之间实现现金或实物转移的一种收入再次分配过程,也是对要素收入进行再调节的过程。(记者 涂重航)
(责任编辑:凌苗(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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